【老郭文论】浅论文学创作中的平衡与失衡现象

一、前言

文学创作中的平衡与失衡是一种比较抽象和复杂的现象，前人少有论及，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文献和资料也极其有限，其理论框架的构建尤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篇论文仅仅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涉足这一文学理论领域，首先通过摘取一些特定的古诗词作为分析案例，初步描述文学创作中平衡与失衡的一些基本特点，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将文章引向纵深，在纷繁复杂的平衡与失衡现象中着重摘选出五个方面作为典型代表，逐一进行论述。

具体而言，每个方面的论述过程为先对文学创作在该方面的平衡与失衡现象做出定义，然后以相关案例作为佐证，从正反面分别对该方面的平衡与失衡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阐释，并归纳出二者的关系。最后指出平衡与失衡现象在文学创作中的实际指导价值。

二、文学创作中平衡与失衡现象的定义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平衡”的现象。试读杜甫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诗不同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晨，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种写景抒情诗，也有别与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燕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类写景议论诗。

从字面上看，全诗皆写景：前两句写黄鹂鸣唱、白鹭飞翔，后两句写窗含秋雪、门泊航船。但它们分属两类事物，是两幅图景，表面上看并无直接关联，实际上却又和谐统一，形成了一种并驾齐驱而又并行不悖的局面。

从所描绘的两幅图景来看，前者是生机灵动的，后者是恒稳静寂的，这就在写景的韵致上既相互辉映又相得益彰，给人一种“和谐”之感。

从诗人的观察视野分析，前一幅图景是纵目聚焦的近物特写，后一幅是横向透视的远景散射，这使得景物在搭配与组合上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特点，使得这首诗在景物描写方面产生了一种张力，并使得整首诗意韵丰赡、胸襟广阔。这里因为作者在景物的选取上是对称的与多元的，在观察视野的转换上又是平稳的与和谐的。

杜甫的这首《绝句》让我们对文学创作中的“平衡”现象有了一种初步的感受，那就是：对称、多元、平稳、和谐。类似地，我们把创作中具有对称性、多元性、平稳性、和谐性等特征的现象称之为文学创作中的平衡现象。

同时，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失衡”的现象，试看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共计十个分句，其中前九个分句都表达了同一种感受，字里行间奔腾出一种英雄气概，豪情壮志翻滚而出，本来就要煞尾，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句更会将豪迈之气进行到底，这样似乎更符合读者的正常感受与作者的写作习惯。然而，辛弃疾在该词的最后一句出现了这么一个让人感到大煞风景、很不“和谐”甚至是“搅局”的句子：“可怜白发生！”然后就戛然而止！再没有写“可怜白发生”后的情形，却将前边那么多容量的豪情壮志击得粉碎，让其在瞬间轰然倒塌。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显然，这首词的最后一句的转折在前边九句里边是没有如何暗示和征兆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转折是很突兀的，而转折后所造成的倾斜的心理空白也没有再去填补。最后一句在突然转折后不仅在情节上留下了空白，也与前面九句所描述的内容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在主题上颠覆了前边所构建的思想，在感受上也转换了前边所营造的氛围，体现出一种不和谐。然而，或许正是辛弃疾的这种非常规操作，这首词才如此震撼人心、发人深思。所谓的“不对称”与“不和谐”在这里恰恰成为一种与前边所述的平衡现象迥然有别的创作艺术。

从深层次看，这首词行文前后描写关联不大，上下叙述不相约束，在前边接二连三的豪言壮语中有一种超重的感觉，而最后一个“剧情”的句子又突然使人感到失重，这样导致前后句意的不对称，由于其不对称性还导致了相对的单一性。

辛弃疾的这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也让我们对文学创作中的“失衡”现象有了一种初步的感受，那就是：不对称、单一、不稳定。类似地，我们把创作中具有不对称性、单一性、不稳定性等特征的现象称之为文学创作中的失衡现象。

以上两例仅仅是作为案例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初步描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平衡与失衡现象。文学创作中的复杂性与多样化，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现分别从“思想主旨”、“ 人物塑造”、“ 情节内容”、“ 描写风格”和“行文结构”的平衡与失衡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论述：

三、平衡与失衡现象的五种常见类型

（一）、思想主旨的平衡与失衡

文学创作中思想主旨的平衡与失衡是指作品中所蕴含着的作者所期待的愿望最终实现或作者所期待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反之，作品中作者所期待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并且也没有得到任何方式的补偿，我们便将其称为文学创作中思想主旨的失衡。

从上述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平衡与失衡在思想主旨这个具体表现上十分关注预定期待的能否实现以及是否得到补偿。如果能，就有一种圆满、和谐的意味，也就预示着在思想主旨上达到了平衡；如果不能，就有一种残缺、不和谐的意味，也就表明在思想主旨上出现了失衡。  

从上述这个定义中我们还能注意到，平衡与失衡在思想主旨这个具体表现上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结果上，而不是过程中。按照这个认识，《西游记》的思想主旨是平衡的，因为在作品中所蕴含的吴承恩对师徒四人所期待的“取回真经，终成正果”的愿望最终实现。而其间所经历的八十一难，所遇到的崎岖坎坷和酸甜苦辣都因其结果的完美而使过程也美丽了。同样，按照这个观点，充满悲剧色彩的《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在思想主旨上也是平衡的，因为在作品的结尾，不幸的一方同时也是作者同情的一方或冤屈得以昭雪，或仇恨得以化解，在情感上得到了补偿。类似的例子还有法国作家小仲马所著的《茶花女》。

相反，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思想主旨上却是失衡的。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的终极理想是“攘除奸雄，兴复汉室”，但他所寄予重望的的几个“正面”主体人物无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备彝陵一战大败，“白帝托孤堪痛楚”，诸葛亮六出祁山，“愿以只手将天补，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连蜀国后期唯一的中流砥柱——姜维，亦是“九伐中原空劬劳”，最后落得个“汉室江山尽属曹”。这样的结局显然是与作者的期望背道而驰的，于是无奈地感叹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三国演义》的主体，从政治方面来看，要表达的是民众对仁政的向往；从历史方面来说，是要诉说一种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观念；从道德方面来说，是颂扬一种生死相托、患难与共的人际关系。主体的这三方面的内涵通过全书尊刘贬曹的总体倾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主体与三国纷争的实际结局相比较，不能不给小说带来浓郁的悲剧色彩：仁政的理想没有实现，天下最后竟统一于窃国大盗！邪恶战胜了正义，人谋不敌天命，人不能与命争！这些都与作者所期待的不相吻合，最终凸显了三国演义在思想主旨上的失衡。另一部古典名著《水浒传》与此大体类似。施耐庵刻画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非但没有能够“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连自身也死伤殆尽，结局与期望大相径庭。

以上两部古典名著都有一个特点：即在作品中，作者所期待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并且也没有得到任何方式的补偿，最终造成了思想主旨上的失衡。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一块牛排》、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城堡》。

文学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学创作中思想主旨的平衡与失衡与现实的距离感却有个远近的问题。一般来说，就与现实的距离感而言，思想主旨失衡的一类要小于思想主旨平衡的一类。这是因为平衡性的思想主旨实际上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它认为失去还会得到、付出总有回报或正义终究战胜邪恶，但实现目标的道路又不会一帆风顺，于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最终苦尽甘来，取得了圆满的结局；而失衡性的思想主旨却与之相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表现为平衡性的思想主旨的作品，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更多地添加了自己的主观愿望，有一种较为明显的人为痕迹；表现为失衡性的思想主旨的作品，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更多的是按照事实发展的轨迹而选择的一个贴近现实的结果。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不具有绝对性。

文学源于生活，但同时又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因此，思想主旨平衡的文学创作也不会完全不遵循生活而随意创作。思想主旨失衡的文学创作也不可能完全将生活原貌映射上去。但是，两种对思想主旨不同性质的处理却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思想主旨平衡的作品重在欣赏过程，思想主旨失衡的作品重在思考结果。前者如《西游记》，后者有《水浒传》。

（二）、人物塑造的平衡与失衡

文学创作中人物塑造的平衡与失衡是指作品在塑造一个人物A时，能够设计出一个或几个与A在能力上或层次上接近，但性格上迥异的A’。 A’ 与A 形成一种角逐或对抗关系，A’的活动或行为在一定程度或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A的活动或影响着A的命运，反之亦然。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共同丰富了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多样性。反之，没有采用这种手段，并最终无法体现出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多样性，就造成了文学创作中人物塑造的失衡。

下面先谈文学创作中人物塑造的失衡。这里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A’ 与 A发生直接的对抗关系式的平衡 ；一种是A’与A不发生直接对抗，更多的是一种对照关系式的平衡。前者如《三国演义》里的周瑜与诸葛亮、诸葛亮与司马懿、《子夜》里的赵伯韬与吴荪甫；后者如《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与林黛玉。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作者要刻画的最具有智慧的人物，但作者没有采取用一枝独秀的方法而是运用了一种“山外青山楼外楼”和 “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方式，通过描写与诸葛亮智商基本在一个层次上的周瑜、司马懿的智慧来烘托诸葛亮的超群。我们通过“ 群英会蒋干中计”、“三江口周瑜纵火”等故事内容足以说明周瑜是个军事奇才。而擒孟达、陷街亭、定辽东、赚曹爽的司马懿，其才能也着实令人佩服。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与诸葛亮相比，他们显然还是略逊一筹。作者没有贬低周瑜、司马懿的智慧含量，只是承认他们的智慧含量虽然很高，但还是不及诸葛亮。作者让他们与诸葛亮针锋相对，在对抗与角逐中彰显后者。在这个人物关系中，周瑜、司马懿分别担任了诸葛亮的“平衡人物”。而周瑜的机敏、司马懿的老练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展现出来。这样，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内涵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的智慧，从而使得我们对《三国演义》里智者的智慧有一种可感性和对比性。智者的类型丰富多样，更重要的是智者与智者之间形成一种大致对称、平衡的制约关系，这一切都使得这部小说在描写智慧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子夜》里的赵伯韬是与吴荪甫同样有手腕的人物，只不过按照茅盾的理解，前者是买办资本家，后者是民族资本家。但这并不影响前者作为后者的“对称人物”，赵伯韬的处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吴荪甫的行为活动；同时，吴荪甫的反击又无不使赵伯韬的行为轨迹经常发生变更。两类资本家的明争暗斗全面地展示了旧中国资本家的全貌，加深了我们对这个阶级的认识与理解。

以上两例的人物平衡是一种对抗关系，而《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与薛宝钗则是一种对照关系，但最终也表现为一种人物的平衡关系。

《红楼梦》里，羸弱的林黛玉貌若西子、多疑刻薄、清高孤傲而又任情任性，弄得众人争相躲避；康健的薛宝钗冠压群芳、知情达理、宽容随和且稳重平和，结果深得上下欢迎。林黛玉多情无邪、率真单纯；薛宝钗理智藏奸、心有城府。这两个形象一经出世，便交替沉浮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和社会形态的变幻中。作为个人来说，在失意时能深刻地理解林黛玉，而得意时又由衷地爱慕薛宝钗。一个社会，在专制压抑的时候，林黛玉备受推崇，而国泰民安的状态下，薛宝钗又被大加褒扬；在野党支持的是林黛玉，执政党拥护的是薛宝钗，因为后者是社会和群体中的稳定因素。在文学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借用王蒙的一句话：“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从性灵的角度来说，人们喜欢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为之可以生，为之可以死的情；从深沉方面讲，人们喜欢薛宝钗，她保持着清醒，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言有所不言，她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由此可见，曹雪芹塑造人物，并没有简单化地要肯定谁、否定谁。林黛玉与薛宝钗是层次上接近、性格上迥异的两个人物。但她们彼此互为“对称人物”，二者应合起来看，她们本身体现着统一人性的两个方面：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其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性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其表现为薛宝钗。

那么，对抗式人物平衡与对照式人物平衡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从表面上看，对抗式平衡是文学创作中所用的陪衬手法，对照式平衡也即文学创作中所用的对比手段。但从深层次看，它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区分点就在于参照对象的不同。我们所说的对抗式平衡与对照式平衡是以文学文本作为参考对象的，着眼全局，形成平衡关系的双方或多方是平权和对等的；而陪衬和对比只强调一方，着眼局部。这是对抗式平衡与对照式平衡的相同之处，二者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其对作品的功用上。对抗式平衡是一种能够直接推动作品中情节发展的动力，使情节向纵深方向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相乘的、积的形式；对照式平衡是一种间接推动作品中情节发展的动力，而且一般不会使情节向纵深方向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相加的、和的形式。

还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欲司马懿为例。北伐中原、六出祁山的战争过程中，诸葛亮在司马懿身上彰显了智慧，司马懿从诸葛亮身上得到了实惠。不管司马懿有无机会和能力击败诸葛亮，也不管他有没有想过擒拿诸葛亮为好还是采取消极的防御消耗战哪种战术为好，最终的结果是前者如果没有后者的连年北伐，他便不会长期掌握魏国兵权，形成位高权重的司马氏集团，更不可能出现后来的三分归晋。尽管整个事态的发展基本与史实吻合，但以小说的创作手法而论，对抗式平衡的写作技法的确在推动情节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这在纯属虚构的《子夜》里就更加明显了。

作为对照式平衡人物出现的林黛玉与薛宝钗，她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没有上述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更多的是丰富了《红楼梦》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多元性。

接下来谈人物塑造的失衡，这里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因技术性失衡而导致的单调，一种是由自然性失衡而促成的单纯。前者如《水浒传》里的吴用形象的设定，后者有《老人与海》中老渔翁桑地亚哥形象的塑造。

《水浒传》里的吴用被称为“智多星”，但整部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中，在运筹帷幄、设计用谋方面鲜有一个能与吴用抗衡的人物。无论是智取生辰纲，还是攻打曾头市、祝家庄，总感觉是由他一个人操纵，对方硬往吴用设计的圈套里钻，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那么过瘾，觉得有些单调。“智多星”的称号似乎并不那么足斤足两，倘若施耐庵能够在与梁山好汉对敌的一方中也塑造几个能与吴用较劲、斗智的军师，情况就可能会大为改观，吴用这个形象可能就会更加真实、饱满。这或许是作者在创作技术方面的失误，使得吴用这个人物形象设定不够成功，而略显单调。

美国作家海鸣威的《老人与海》中的人物之少，少得几乎只有一个人，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对称人物”。但作者把老迈却刚毅、孤寂却内心无比坚强的主人公桑地亚哥置身于广袤的大海中，只身与马林鱼、大鲨鱼进行殊死搏斗，使得寓意深刻的主题与人物和环境显得无与伦比的和谐。再加上叙述的简洁凝炼、语言的朴实简短，使小说既具有寓言般的含蓄，又有《圣经》般的庄重。这部小说犹如挥动过奥卡姆剃刀，剃除了许多枝枝蔓蔓，没有采取用人物写人物的传统方式和对称式的技巧，但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由此可见，技术性失衡可能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失误，而自然性失衡是创作中的一种手法。尽管运用平衡关系来塑造人物有很多优点，但失衡关系也有它自身的长处，而运用哪种手法以及该不该用，取决于作品本身的需要。

（三）、情节内容的平衡与失衡

文学创作中情节内容的平衡是指行文在编排主题情节时，也能穿插一些与主题情节在形式或类别上相反或相近的内容，并且二者能够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样，便能达到一种主次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和谐搭配的效果。反之，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只注重主题情节的编排，而没有涉及到一些与主题情节在形式或类别上相反或相近的内容，或者即便涉及到了，但二者的比例没有把握好，就会造成文学创作中情节内容的失衡。

当代作家都梁的《亮剑》是一部在情节内容上具有平衡性的小说。《亮剑》是一部军事题材作品，这就决定了其主要内容是描写军旅生涯。但事实上，该作品除了描写行军打仗外，也穿插了与行军打仗形式不同的另一类故事：军旅爱情。主人公李云龙与秀芹的那段恋情发生在形势非常严峻、战斗十分吃紧的抗战前线。作者这样安排情节，非但没有使李云龙作为军人所应承担的神圣职责发生偏离，反而使其更加丰满真实：时而是你死我活的血腥场面、时而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二者之中，又以前者为主。作者将残酷的战争与浪漫的爱情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处理得恰到好处。作为次要情节的爱情故事，非但没有对主要情节造成冲击与干扰，反而成为一个必要补充：暴力与温情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和谐搭配，二者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以上是成功运用情节内容平衡的一个范例，也有不少作品在情节内容上是失衡的。而失衡的结果往往导致作品的不足，这里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次要情节严重短缺，导致作者所拟定的思想主旨流于空泛；一种是次要情节严重超标，致使反映出来的思想主旨与作者的预想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前者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后者如《金瓶梅》。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不断成长、投身革命、奉献青春的小说。但作者为追求艺术的真实而牺牲了历史的真实。作品中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写集体，而涉及到个人的东西很少，也称不上深入，主人公思想觉悟之高令人在崇敬之余令人感到不真实，有一张标签化倾向。作者因描写个人思想斗争的情节严重短缺，造成其所拟定的思想主旨流于空泛。当然，这与作者当时所处的创作背景与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我们不能过分苛求。

当代台湾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几乎都是以写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为主题的。在她的作品里，因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俯拾即是。但这些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很少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过，而且对自己的事业或职业似乎并不太在意，一心只专注于谈恋爱，几乎个个都是“职业恋爱家”。鲁迅说，“不要因为爱，而把其他的生活要意全都忽略了”。这虽然是对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青年男女的告诫，但将这句话放在琼瑶创作的言情小说里也是一句颇为中肯的规劝。琼瑶的言情小说中的青年男女恰恰是“因为爱，而把其他的生活要义全都忽略了”的一帮人。这样使他们之间的爱情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也很难上升到理想的高度。作者由于没有建构好维系爱情和升华爱情的材料，而导致了其作品在情节内容上的失衡。

有“四大奇书”称谓的《金瓶梅》之所以长时间不能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样广为传颂，大部分原因还得归之于作品创作上自身存在的问题。作者在作品中蕴含着道德堕落、风尚腐朽而社稷必败的主题。但大篇幅对情欲的自然主义描写使之很难与“导淫宣欲”脱离干系，在有意无意间冲淡了作品原本所要表达的深刻主题。这便是由于次要情节严重超标致使反映出来的思想主旨与作者的预想发生偏差的一则典型案例。与之相反，作为曾受《金瓶梅》很大影响的《红楼梦》在这个关系上却处理的十分妥当。《红楼梦》里虽然也有一些对情欲的自然主义描写，但却很少，并且很有分寸和节制，不仅没有影响到该书所要表达的主题，而且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充。

（四）、描写风格的平衡与失衡

文学创作中描写风格的平衡是指作品在环境描写或情感基调方面复杂多变，以一种形成反差的对照形式出现，使之“刚柔相推，变在其中”，呈现出一种多元性，达到一种既相互辉映又相得益彰的效果。反之，作品在环境描写或情感基调方面固定单一、缺乏变化，就形成了文学创作中描写风格上的失衡。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便是在描写风格上达到平衡的一个范例。这部小说场景宏伟、画面生动：气势雄浑的战争和革命场面和细腻的日常生活画面相互转换，风景描写与人物心理变化彼此衬托，将真实事件与艺术虚构密切结合，同时采用粗犷浓烈和深微细腻交替使用的手法，真实再现了俄国历史大转变时期时代的脉搏。显然，这部小说的描写风格符合上述特征，在描写风格上具有平衡性。类似的例子还有《三国演义》中赤壁鏖战那一段。号称八十三万的曹军与势单力薄的孙刘联军对峙，后者的形势十分严峻，但作者没有一味地朝这个方向写下去。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下作者偏偏不把搭在弦上的箭射出去，而是安排了“用奇谋孔明借箭”和“刘备洞房续佳偶”等与时务并不太密切的内容，使紧绷的神经舒缓松弛了下来。尤其是火烧赤壁的前夜，作为战争的发动者曹操不是在部署行军打仗，而是大宴群臣，横着长槊居然作起诗来，这与大战即将来临的紧张气氛形成强烈的反差。当此之际，似乎让人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这种一张一弛、张弛结合的写法真正体现了“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特色。

此外，还可以参照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部作品让严肃和滑稽、悲剧性与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庸俗与伟大高尚水乳交融，达到了一种相互辉映又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描写风格上体现出了平衡性。

但有些文学作品在描写风格上没有以强烈反差的对照形势出现，只有一种相对固定、单一的形式，却营造出一种在平衡状态下无法描摹的氛围。如鲁迅的《祝福》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祝福》在环境描写方面不厌其烦地写下雪的场面，这使得这部小说也如同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大雪。正是通过这种近乎单调的环境描写营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焦躁不安的心理氛围，很好地揭示了小说所要表达的深刻主题。而这种效果似乎是无法靠平衡手法所能够达到的。

名噪全球的爱尔兰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环境描写与感情基调上始终是单一的。这部剧本在布景设计上，空荡荡的舞台上只有一颗枯树，灯光突明突暗，既简单又固定，但这却能使观众的注意力旁无所顾，始终集中在几个人物身上，使荒诞悲戚的人生画面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等待戈多》的第二幕几乎是第一幕的翻版，戏演完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结尾又回到了开头，时间好像没有向前流动，但正是这种看似单一的剧情重复却取得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效果：时间在无限延伸、等待的结果却是永无尽头。最终，毫无意义的表面滑稽动作掩盖不了内心的惶恐不安，因而喜剧也就变成了悲剧。

（五）、行文结构的平衡与失衡

文学创作中行文结构的平衡是指作品的结构具有双重性，存在着两条线索，并且这两条线索由开始的平行对峙走向最终的融合贯通。反之，一般的单线结构的布局方式就在行文结构上造成了失衡。

应该指出的是，按照这个观点，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是不具有这类双重结构的，因而行文结构的平衡在上述所涉及文学创作中的平衡现象中，是唯一具有特殊性的一个现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了不少作品在行文结构方面采用了平衡式的对称结构，产生了一种对称式的和谐美。

一般地，行文结构的平衡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采用整散布局型的，如《水浒传》和《悲惨世界》；第二种是采用平行并列式布局的，如《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第三种是采用明线与暗线交织布局的，如《琵琶行》和《药》。

《水浒传》中，从鲁达、林冲到武松、宋江都是相对独立成章的个人落魄史，直到后来都上了梁山，才聚合成为一个英雄集团，整个过程有如百川灌河。同样地，《悲惨世界》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的方向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在第四卷里，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结构既使行文结构显得摇曳多姿，也是作品内容最终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就会显得散乱无际。

托尔斯泰的《复活》分别叙述了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与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双双走向精神复活的历程。二者并驾齐驱又并行不悖，男女主人公复活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托尔斯泰认为他们的精神归宿是一致的。而《安娜·卡列尼娜》在布局上设计了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与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着两条线索。从表面上看，这两条线索平行独立地发展，缺乏内在联系，但事实上它们是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的。这从以下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小说在两条主线之间穿插了奥勃朗斯基和道丽的家庭生活这条中间线，它在外部结构上成了两条主线的拱顶结合处；其次，小说运用人物向心对照法沟通了两条主线的内在联系。男女主人公安娜和列文的对照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此外，安娜和道丽、列文和奥勃朗斯基和卡列宁也形成对照，这就使两条平行主线在社会的、宗教伦理的和心理内容的意义上互相沟通，共同表现着小说的深刻主题。

白居易的《琵琶行》在结构上以琵琶女的演奏贯穿全篇，将乐曲的情调和演奏者、听者的情绪融为一体，这是一条明线；同时又以琵琶女自叙身世和诗人倾诉郁闷相映衬，这又是一条暗线，两条线的交融汇合可由篇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一句体现出来。鲁迅的小说《药》也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是华老栓为儿子小栓讨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这是条明线；一条是革命者夏瑜就义而不为群众理解的故事，这是条暗线，这两条线索又通过华小栓吃用夏瑜鲜血做成的人血馒头以及小栓母亲和夏瑜母亲一同为各自的儿子上坟而联结了起来。

总的来说，采用平衡式的行文结构尤其是平行并列式布局和暗线布局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构思方法。作品采用这种行文结构来构思和布局，能够产生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美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采用这种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失衡类作品就不如采用平衡式的行文结构进行布局的作品好。事实上，大多数文学作品在行文构思方面都应划到失衡一类。因此，行文结构的平衡与失衡不同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失衡。行文结构的平衡在文学创作中是一种不常见的现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以上五方面只是列举和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纷繁复杂的平衡与失衡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类，但远不能穷尽它的全部内涵。不过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还是能够把握它们的一些特征。现在，我们有必要弄清平衡与失衡现象的关系。

四、平衡与失衡现象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是它们的区别，包括两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平衡与失衡都加进了人为的因素，但却存在个多少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平衡的故意设定要大于失衡的人为雕琢。如果用绘画技法来比喻，那么平衡是工笔、失衡是写意；如果用建筑艺术来形容，那么平衡是北京故宫，失衡是苏州园林。

（二）、平衡的基本特点是对称，失衡的核心要素是不对称。因而在构成平衡的元素里形成一个有机系统，系统中的各个元素相生相克、互相掣肘，形成制约关系；在构成失衡的元素里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系统，系统里的元素虽有关联，但还是比较自由的，相互之间的约束力比较小，没有明显的制约关系。

其次是它们的联系，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一部文学作品存在着的平衡与失衡现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方面是平衡的，在另一个方面可能是失衡的。如《三国演义》在描写风格上具有平衡性，在思想主旨方面上却表现为失衡性。《水浒传》在思想主旨上是失衡的，在行文结构上又采用了平衡方法。

（二）、平衡与失衡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而且二者的关系是：客观性决定主观性。也就是说，人们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既有可能选用平衡性技巧，又有可能选用失衡性技巧，但这不是根本和主要的，最终选用哪一种手法取决于所要进行创作的内容。虽然在具体的一方面（如思想主旨）选用平衡与失衡中的任何一种方式都能够完成作品，但所取得的效果却是有优劣之分的。如《水浒传》如果以梁山好汉推翻赵宋王朝进而改朝换代或接受招安后朝廷对其高度信任、予以重用，个个都封妻荫子为结局，这样写未尝不可，在思想上也获得了平衡，但如此一来，《水浒传》的伟大性就会大打折扣。

五、结语

我们探究一种文学现象，如果仅仅停留在阐释它是一种什么现象上的话，那么这种探究的意义就会显得极其有限。应该说，探究一种现象的根本任务在于弄清它的特征后懂得它的现实应运价值。而文学创作中的平衡与失衡现象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就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以《三国演义》的创作为例。历史上的三国，蜀国国力微弱、人才匮乏，远远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强盛，诸葛亮也不像书中塑造的那样神乎其神。但若真要根据这样的史实走，作品还怎么写？唯有通过夸大国家实力尤其是人才的智力才能在“魏得天时、吴占地利”的不利情势下，凭借“蜀靠人和”求得均势，形成相对平衡的格局。而这个“平衡”的格局是小说得以展开的基础条件。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实际过程，是根据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宋时裴松之注以及有关三国的历史、杂记、趣闻轶事、野史小说和民间传说等丰富资料，经溶合裁剪、重新创造，按照“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的比例最终完成。这里的“裁剪”、“溶合”、“创造”和“虚构”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平衡与失衡的创作规则，并最终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

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平衡与失衡现象不仅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具有指导意义，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也有一定的现实应运价值。

         ——摘自《平论·理论篇》

作者：郭卫平，别称老郭、奥德蝈蝈，曾从事政府秘书（五台山风景区政府办）、高校辅导员（苏州大学）以及政策研究工作（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于2014年经人才引进计划进入繁中，先后担任语文、历史教师。郭老师上课思维缜密、见解深刻，所带班级的文、史成绩斐然夺目。

注：《平论》乃作者的文章总集，依名字命名。

《平论》宗旨：有料、有识、有立场；不做作、不逢迎、无鸡汤；三观比五官更正，思路比套路更深。

编辑：樊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