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得雄：不再乐观的未来——李光耀论印度

　　中印对比一直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西方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好印度而贬低中国，内心里藏着一个迫切的愿望：民主的印度一定超过专制的中国，从而证明他们所讲的民主确实是普世价值观和最好的政治制度。

　　不过印度同中国一直存在着差距，而且差距还在拉大。前几年印度的发展势头不错，于是笔底生花的印度记者兴奋地写道：戴着太阳镜、哼着流行歌曲的乌龟就要超过兔子了。但2008年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以来，中国还在稳中求进，而印度则明显失速——今年4月至6月经济增速为4.4%，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卢比大幅贬值，受此影响，6月到9月从印度流出的外国机构投资达到75亿美元。2012年财政赤字率为8.3%。据世界银行评估，印度属于世界上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2013年2月7日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尽筐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发展得更好。”同年9月，美国《环球邮报》记者杰森·奥弗多夫在美国《伯克希尔鹰报》网站上表达了他的疑问——《从一炮打响到一蹶不振的国家，哪里出了问题？》。

　　对此，李光耀先生在去年出版的《李光耀：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真知灼见》一书中，专门用一章谈了他对印度的看法，颇有参考价值。

　　李光耀在2005年曾认为“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较为迅速地推行改革，占据了一定优势，但长远来看，印度可能凭借民主与法治体制占有优势。”“印度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充分体现，它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但是到了2009年他明确对记者说：“我收回之前对对印度的乐观判断。”

　　李光耀之所以改变看法，既同亲眼目睹印度政府推行改革之艰难有关，又同热心向印度投资却又身陷困境的投资者的亲身体验有关。

　　印式民主的迷思

　　李光耀在2009年说“印度的宪法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导致无法实现高速发展。”他说：“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复杂的审批……印度的发展速度是由其宪法、种族结构、选举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决定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加大决策难度。”“民粹主义的民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

　　他告诫人们不要把“民主”神化，而要注重实际效果。他说“民主不应该被用作惰性的挡箭牌。实行威权主义的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成绩斐然的例子也很多。无论一个国家是搞民主治理还是搞威权统治，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的政策上这成共识，能否确保得到基本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落实。”

　　官僚体制积习难改

　　他在2000年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认为印度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但经济不会繁荣，因为印度的官僚体制令人窒息。”他在2005年说：“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是有改革决心的，但印度的官僚体制动作迟缓且抗拒变革，猖獗的腐败与地方上的争斗也不利于改革。”“印度的规章制度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令人感觉如坠雾中，看不到出路何在。”

　　他说：“英国的殖民统治依赖的是1000名英国人和数万名印度人，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养成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在约20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人刻意培养了一大批“印度肤色英国心”的文官，“一般来讲，印度的公务员把自己视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这就是症结所在，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我是来管你的，而不是来为你服务的。计划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寻租的最佳机遇。李光耀指出：“印度曾经大搞国家计划经济，国家控制范围太广，致使官僚体制固化，腐败猖獗，以至于浪费了数十年的发展机遇。”“如果印度所有的部长和高级官员都能像印孚瑟斯技术（软件）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前首席执行官倒拉亚纳·穆尔蒂那样勤勉、刚毅、有担当、具有前瞻性，那么印度就会成为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会跻身第一世界。”

　　12月18日在印度孟买拍摄的“千人洗衣场”。 “千人洗衣场”位于印度孟买市中心，拥有150年的历史。这里可以容纳上千人同时洗衣，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露天洗衣场”。每天，这里的洗衣工都起早贪黑，站在洗衣池内用最原始的方式为孟买市一些酒店、工厂和医院清洗衣物。

　　强制公平效果不佳

　　如果读一读印度的宪法和各政党的竞选纲领，你会觉得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视公平的社会，照顾穷人和低种姓者，是每个政治人物天天挂在嘴上说个不停的事。但印度依旧是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国家之一，问题出在哪里呢？

　　李光耀说：“民粹主义的氛围下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过去20年间，印度实行了多种政策以提供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电力以及补贴贷款……它们给整个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福利与民粹主义的区别逐渐模糊。”

　　李光耀认为：“（印度）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在早期发展阶段，要把发展成果分配出去，就会降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实现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意味着敢于冒险……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是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不利于激励他们努力提升竞争力。”

　　印度强制的公平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死板的《劳动法》上。李光耀说：“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这就需要印度改变劳动法，允许雇主在不需要那么多雇员时裁员，同时需要精简法律……”“目前，虽然印度开始了自由化进程，却不允许雇主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何盈利？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改变用人标准？”

　　他还谈到了国有企业的工会。他说：“现在，印度面临着打破一切垄断的问题，而印度的工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希望企业私有化的，因为如果你要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必须裁掉2/3或1/2工人。”

　　文化痛疾难以消除

　　印度是文明古国，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其中也奇一些消极的因素，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李光耀说“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培养优秀人才，使其获得最好的发展，我是不赞成的；如果一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也是不赞成的，而这两点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还说：“印度文明是古老文明。尼赫鲁与甘地原本都有机会像我服务新加坡一样服务印度，但他们无法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摆脱印度根深蒂固的旧习。”

　　1980年英迪拉·甘地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飞机失事去世，李光耀到印度见了英·甘地，对她说：“抓住这个机会，开放印度，改变印度的政策。看看海外的印度人，看看他们在英国、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成功。是你们的政策和官僚体制限制了他们，束缚了他们。”英·甘地无奈地答道：“我做不了。事情就是这样。印度就是这样。”10年后她的大儿子拉吉夫·甘地开始改革，事实证明，印度的历史负担确实很沉重，不是通过个什么法案就可以彻底改变的。

　　李光耀说“如果印度人无法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就会丧失发展机遇。”

　　文化是内涵极深广的概念，一言难尽。1944年尼赫鲁被英国人关在监狱里，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曾思考过印中文化的异同长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更多，这是很可惋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的健全常识，用它来制止自己过分的幻想，那是对自己很有益的。中国曾经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从没有其他国家曾像中国那样绝少将自己的文化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更多地将文化建立在道德、伦理和各式各样对人类生活的深切理解上。”

　　他想得很深，也很有道理。在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前夕，《新印度快报》署名文章用大标题吁请印度同胞注意：印度在慷慨激昂地空谈，而中国在思考第二轮改革开放。

　　印度也非一无是处

　　李光耀在看到印度弱势的时候，也看到它的优势。他在2005年说：“印度的私营部门比中国的私营部门发展水平高……与中国公司相比，印度的公司治理模式国际化水平高，资本回报率高，而且印度资本市场比较透明，动作状况良好。”

　　他说：“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比较强大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印度的制度比较强，尤其是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有利于为知识产权的形成与保护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在人口方面，他说：“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6岁，而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岁，并且印度的人口增速也快于中国的人口增速，这就使印度享有更大的人口红利，但印度必须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否则人口因素非但不能带来机遇，还会变成负担。”

　　此外，他还看到印度的国际环境大大优于中国，西方几乎没有“印度威胁论”。

　　（选自2013年12月19日《参考消息》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