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以其丰富的意蕴和美好的愿景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勾勒出一个可亲可近的奋斗目标。 “中国梦”以其清新的理念和亲和的风格迅速为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同，所追捧，并日益成为了最为重要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中国梦”并不是突兀而起、横空出世。孤立地就“中国梦”来谈“中国梦”既不容易讲清楚，又不可能深入下去。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梦”确立了根本方向和基本价值，九十余年来的中国道路又奠定了“中国梦”坚实的实践基础。把“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既对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又对在我们政治话语与时俱进的同时保持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人奋斗总是要有目标的。物质利益是人奋斗的原动力，但物质利益不是也不能成为人奋斗的目的与归属，“未富先奢”、“稍富便骄”背后是理想的缺失与价值的迷茫。反过来，为目标而努力为理想而奋斗，就算再苦再累也会心甘情愿，也会义无反顾。“中国梦”就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确立了这样一个目标，给我们的奋斗赋予了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尚未成功仍需努力。要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灰心丧气，不松懈动摇，理想与蓝图尤为可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共同理想。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表述略显抽象和意识形态化。现代传播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意识形态的内容不一定非要用意识形态的方式表达，非意识形态的话语更能起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梦”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实质与科学价值的同时，从话语体系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换，给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个既能有憧憬有超越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一个既科学崇高又喜闻乐见的理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亲和、更加清晰、更加具体。

开放变革的中国也是社会转型分化的中国，在社会转型分化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阶层、群体也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往往各有诉求甚至大相径庭。固然历史进步的合力迟早会把这些追求与梦想汇集成平行四边形，但这样的四边形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轮廓，其中的社会成本与代价将会有多大是十分不确定的。通过“中国梦”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诸色人等大大小小五彩缤纷的梦想汇聚为一个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愿景，在不同中寻找和呵护共同，在共同中尊重和保护差异，这样就可以把13亿人的力量汇集于一处。有了共识，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战胜？有什么样的理想不会实现？

追梦是因为现实不尽如人意，圆梦就要去直面现实、改造现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心有不甘的一些现实状态之所以有无奈的感觉，不是因为没有改变的办法而是因为没有改变的勇气，以至于把一些本不应该成为梦想的状态当做了梦想，把一些偶然侥幸纯属运气的东西当做了追求的目标。但是，当确立起了真正的“中国梦”，其道义的正当和路径的科学会让我们勇于向不公平不正义说不，让我们勇于指出期待天上掉馅饼的虚幻与可怜。

 “中国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在13亿乃至更多人口的国度中实现共同富裕，在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事情、全新的探索、全新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也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梦。正因为“崭新”，如何做到复兴而不是复古，崛起而不是威胁，“中国梦”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为其界定内涵、塑造灵魂、彰显本质。

与强调个人奋斗的“美国梦”相比，“中国梦”是建立在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基础上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个人的奋斗发展与全体人民、全民族的奋斗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实现自己的发展，建设自己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原则，始终注意让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都能为人民群众共享，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当我们把“国”与“家”、“民”与“族”融为国家民族，把“你”、“我”、“他”整合为“大家”，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就会变成现实的生活状态，“中国梦”也就在体现本质中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讲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既指向未来又属于当下，这就为“中国梦”同时设定了两个时间坐标。面向未来，“中国梦”承载了我们一切美好的希冀与追求，民主充分、法治昌盛、权利神圣、国富民强，乃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通向这一梦想的道路没有休止符；着眼当下，“中国梦”要求我们一切的制度安排、一切的政策导引都应努力扶正驱邪，去恶向善，通过阶段性的目标一步一步为走向新社会奠基铺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表明“中国梦”的起点就在脚下而不在别处。把这两个时间坐标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要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始终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必须要干的事情，不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在投身当下实践的过程中丝毫不忘前进方向，不得过且过饮鸩止渴，让“中国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离我们更近。

道路的选择当然要与梦想的指向相匹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行时空的大幅压缩与跨越，我们要用数十年走过现代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程，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是一条赶超之路。为了赶超，我们的道路要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让全国成为一盘棋，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上下贯通，统一行动，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各种任务。为了赶超，我们的道路要能和谐包容。中国道路统筹兼顾、求同存异，在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发展进步中的有益经验，吸纳人类文明进步的各种成果；在消除不利于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的不利因素，克服阻碍社会群体创新奋进的不良现象，营造各尽其能的氛围和环境，把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等等方面，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具有了独特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也许只有三十余年，但中国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则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算起。九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艰辛探索、曲折徘徊、凯歌突进，各种酸甜苦辣都品尝过，各种艰难险阻都跨越过，也正是这丰富的经历让我们对这条道路心中有数。马克思曾经讲过一段话，一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不是我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我们不可能避开这些因素和这些因素所带来的既定状态。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因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都是不可选的、都是既定的，甚至是特定的。任何道路如果不与具体的国情相适应，就会水土不服，难堪大用。

中国道路只有充分彰显自己的特色，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圆“中国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本能，一种策略；不是一时权宜，而是始终必须，永远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