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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破解后崛起时代的道统性难题

2013年03月27日 21:17:30 来源:繁峙中学 访问量:371

 摘要: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主题,正从“崛起之中”向“崛起之后”转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本质,正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中国外交的难题从回答崛起过程中“我不是什么”、“我不做什么”,向崛起之后“我是什么”、“我要什么”转化。对中国崛起的质疑,滋生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揭示了中国崛起的道统性挑战。应对挑战的关键是,中国与世界在互动建构中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通过自身文明转型引领人类文明转型。

  关键词崛起 复兴 中国威胁论 道统性 中国梦

  

  尽管中国崛起是正在进行时,但是我们的思维必须超越崛起,及早规划崛起之后的国际诉求。从有形力量的关键指标GDP总量看,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的目标便集中于美国。中国的发展态势很难再用“崛起”这一外来感受来描述,尤其是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的GDP后,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大国关系集中于中美关系,主要挑战集中于因应美国霸权,主要目标是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即中国被世界塑造向中国塑造世界转变。超越崛起,聚焦复兴,进入后崛起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逻辑从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转变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建构。这就要求中国积极去建构世界的中国观,并在此过程中再塑中国的世界观。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的转型相伴生。国际舆论担心中国崛起后如何使用崛起的实力,美国则担心自身的老大地位被中国超越。一些国内舆论也将中美关系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认为其本质是“老大”与“老二”的关系。其结果,导致国内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声音频起,“中国威胁论”从未来时变成进行时。其实,中国的发展态势,只有超越崛起,才能超越威胁。超越崛起,聚焦复兴,为时代所呼吁。中国的复兴,如何为人类永续发展之所需,世界各国之所期,国际社会之所爱,成为崛起之后对中国的巨大考验。

  本文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解读中国崛起的世界使命,剖析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根源,提出中国崛起之后的道统性时代命题,提倡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位一体”。

  

  解读中国崛起:历史使命源于崛起的特殊性

  对于中国崛起,国内外视角不一,中国与世界的误解往往由此产生。中国人往往从崛起过程看问题,并归因为崛起不足所致——将强未强;外界多从崛起结果看问题,并推测崛起之后的情形——担心中国威胁。中国崛起,既具有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共性,比如崛起的硬实力滋生下滑的软实力,更具有中华民族复兴三方面的独特个性:

  其一,中国崛起,是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且是非基督教国家的崛起。这就是近代九个大国崛起案例的反例,引发“中国威胁论”泛滥于世,本质上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因此,指望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逻辑应对,不能有效解答此难题。正如欧洲人的身份认同从基督教着手,西方世界的身份认同聚焦于所谓的民主国家,起源于基督教、形成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普世价值观,带给当今西方话语霸权下中国国际身份的悖论:转型与普世价值接轨,成为所谓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对抗普世价值,成为国际社会的他者。如何打破这一悖论?

  其二,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传统上是文化共同体,而非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中国崛起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能解释的。这是西方难以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逻辑、产生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认识论根源。正因为中国历史上未被西方成功殖民,导致西方既搞不懂也搞不定中国,这是“中国威胁论”的现实根源。

  其三,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复兴“西方另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这样,在美国有“共产党中国”崛起威胁论,在欧洲有中国人权问题的纠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中国崛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最终兴衰,并集中体现为对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检验。

  这样,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复杂性、艰巨性,也预示着中国崛起的历史使命。中国崛起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正在颠覆“西方中心论”世界观。其结果是,普世的成为地方的,神圣的变成虚伪的,自我变成他者。过去,西方人认为,中国力量上(GDP)、技术上(R&D)乃至制度上(中国模式)都在赶超西方,但道义上无法企及西方,因为不能提出像西方那样的普世价值体系。现在,“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又在西方蔓延,认定中国威胁的真正源泉是走出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之路,集中体现在对西方普世价值神话的挑战上。融入、拒斥还是包容西方普世价值观,成为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剥去“西方中心论”神话,还原世界多样性,成为中国崛起的时代考验;以自身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伟大历史使命。 解读中国威胁论:崛起为何与威胁划等号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效法的对象,最后的指向是“道”,而“道”则无所效法,它以自身为法则。老子这句话给人最大的启发在哪?就是说你不能用理念的、名称的一套东西来代替世界本身。所谓“天”,是一种空间概念——基于现实,折射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所谓“地”,是一种时间概念——基于历史,折射事物存在的合法性;所谓“道”,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概念——基于未来,折射事物存在的合目的性,即事物的自身本质与存在形式的匹配性。老子的思想在近代欧洲思想家中得到了呼应,只不过少了一个“合理性”维度。比如,康德指出:“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①可见,东西方理念相同,只是形式有所不同。

  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和其他领域一样,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②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中国威胁论有三个典型。

  状态:中国威胁现行秩序,妨碍既得利益。典型的表现是,周边国家担心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后,会导致全方位地对中国依赖,产生不安全感,因此请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崛起予以平衡。一些周边国家甚至担心中国将来恢复朝贡体系,自己成为中华帝国的依附。

  力量:中国威胁地区与全球势力均衡。典型的表现是,邻居大国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担心中国威胁地区与全球势力均衡,导致地区、国际体系失衡和不稳。这种担心,为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了借口。

  意志:中国威胁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典型的表现是,欧洲人很担心中国消耗太多的能源、资源,影响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故而通过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约束中国的生产方式,同时担心中国会成为又一个美国,思维方式与欧洲不合拍,很难相处,担心中国傲慢。

  具体而言,由于欧洲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观念力量,欧洲人心目的“中国威胁论”有三种不同版本。

  中国威胁论I:中国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甚为关心,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威胁论II:中国存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不能普世化,并且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中国于是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公敌。欧洲对华接触,就是要将中国纳入西方普世价值体系。

  中国威胁论III:中国提出类似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如“中国模式”所概括的,并且极力推广,取代欧洲的统治地位。正如彭定康所言,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货物,而在于民主的灭亡,在于中国宣扬着不需要西方的民主也可以致富的理念,这是对西方最大的威胁。③欧洲人于是担心“中国统治世界”,主张西方须自强,继续占据道德高地。④

  在这种话语霸权体系下,中国便处于“三元悖论”困境:无论有无核心价值,无论如何对待普世价值,都成为欧洲的威胁。

  与此对应,合理地崛起、合法地崛起、合目的地崛起,成为中国崛起的三大挑战。中国如何从状态、力量与意志三层面给亚洲乃至全球带来秩序、平衡、和谐,成为对中国崛起的三大考验。

  从说“不”到说“是”: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中国崛起的三大考验,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本质正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由此,中国外交的难题从回答崛起过程中“我不是什么”、“我不做什么”,向崛起之后“我是什么”、“我要什么”转变。这是中国积极建构世界的中国观以及中国的世界观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国内流行的“中国老二论”,都深刻表明,国内外的质疑集中于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道统者,认同、正统、弘道之谓也。如何对待自身历史,如何对待当今霸权,如何引领人类未来,是中国崛起亟待解决的三个难题。换言之,如何反省中华原生文明从而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与创新型崛起并举,如何因应美国权力霸权与欧洲文化霸权从而开创新型中美权力关系及中欧文明关系,如何应对世界未来挑战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直接考验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这就是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中国之崛起,已经到了一个坎儿。中华文明从起源与思维方式上讲是大河文明,从形态与生活方式上讲是内陆文明,从本质与生产方式上讲是农耕文明。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恢复大河文明、内陆文明、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而是转型——作为传统内陆文明,如何走向海洋?作为农耕文明国家,如何培育海洋文明思维,实现海洋文明崛起?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征途中,如何避免欧洲海洋文明的陷阱?

  早在1920年,哲学家张君劢曾谈及面对西方刺激的亚洲人处境。他指出,亚洲人的传统原则是“顺其自然,而非西方的锐意进取;精神满足,而非力求物质优势;自给自足的农耕主义,而非逐利的商业主义;推崇道德感化的友爱与谅解,而非种族隔离政策。以农业立国者,虽乏工业技巧,却也无物质需求;所以,尽管国家历史悠久,却能一直在清贫中保持公正,于匮乏中维持和平。但从今以后,这样的国家将何去何从?”⑤

  张君劢的忧虑依然值得当今中国警醒。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历史上却从未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两到三成,与今天占一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发生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不同于此前独立、封闭的“天下体系”。农耕文明不适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之态势。

  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早已随着战争所开启的西方工业文明之入侵而逐渐解体,当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产生于资源稀缺时代的内敛式外交哲学,对外关系善于做加减法而非乘除法,钟情于平衡、和谐,擅长应对“乱中有序”而非“序中有乱”,难以担任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者。

  农耕文明的治理方式,重防御轻进攻。无论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或孔子的“恢复周礼”,或孙子的“兵法天下”,或墨子的“兼爱非攻”等诸子百家思想,都不能解答中国面临的全球化困境。中国外交新思维,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历史与现代模式,与国际社会共同探索引领世界未来发展需要的外交哲学理念和制度安排。

  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如“天人合一”理念,与当今以理性和私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反差明显;应对当今以气候变化为重要关切的世界挑战,也非回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并非普世观。中国现为“世界工厂”,要成为“世界实验室”,如何超越地域、文化边界为人类做出普世性价值贡献,提供全球思维的公共产品?

  世界领导型国家应提出一整套“源于自己而属于世界”的外交构想和超越民族特色、寻求世界最大公约数的制度安排。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面临的是文明转轨与身份转型:从传统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地区性国家转变为全球性国家。当中华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

  今日之中国,身份有三:一是“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即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明孕育的“文化共同体”。二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即近代以来随着“天下”观破灭后被迫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塑造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由于国家尚未统一,“现代中国”身份仍在建构中,民族融合与核心价值观建构挑战尚在。三是“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它是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些利益和观念国际化、全球化的部分,即坚持传统文化,又包容价值普世性,而处于初级阶段的全新国家身份。比如,五亿网民越来越多地拥有“全球公民”身份,而非“中国人”之单一属性。

  传统中国,经历“夷夏之辨”而形成;现代中国,经历“中西之辨”而塑造;全球中国,因为“走向海洋”而胎动。走向海洋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向西方。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行为、自主选择。它要解决的是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问题,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欧洲的普世价值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

  中国崛起的最大身份优势,就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就超越了美国、欧盟作为人造国家、组织的政治认同。因此,以西方的民主、人权观来诠释中国治理的合法性,以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作为文明型国家,时间上追求道统“定于一”,空间上推崇“四海一家”,这就不能用西方式时空逻辑分析其在全球化世界的崛起态势,必须回到文明的自身维度——文明的生命力。

  从文明的生命力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富强之路,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之路;对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因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并非一个国家的崛起。实现这一崛起依次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维度问题:

  其一是文明的时间维度。传统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的崛起,是迄今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的伟大复兴。然而,这种复兴,不只是恢复汉唐盛世,而是在全球化世界实现的文明复兴,要解决内陆文明走向海洋、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时代课题。中国崛起,纠结于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本质上是“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二元身份的纠葛。只有恢复中国在亚洲的文明道统地位,台海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周边关系,才可能根本理顺。

  其二是文明的空间维度。现代中国,是一个五百年来被迫融入西方体系的民族嬗变。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少有未被西方完全殖民且改革开放不以西化为旨趣的国家。现代中国身份建构,不仅要处理传统文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且肩负实现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伟大使命,其直接的挑战就是合理、合法、合目的地继承西方领导世界的道统,避免落入西方式大国崛起的权势转移陷阱,避免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能否超越西方文明为全球治理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器物、制度与精神支撑,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考验。

  其三是文明的自身维度。全球中国,是一个超越复兴与崛起,超越时间与空间,着眼于文明的生命力即自身演绎的全新身份。在古今中国、东西方中国之外,实现南北中国的人类使命,合目的地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继承性创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全新挑战。

  总之,坚信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崛起的道统,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也不仅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或者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地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世界的中国期待: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

  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独立战争领袖林肯总统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理想,鼓舞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去缔造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理念又激励着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梦想与中华崛起的目标结合起来。如今,十八大再次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不久后参观“复兴之路”图片展时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现时代的中国梦。令人鼓舞的是,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一梦想。

  那么,什么是中国梦?一言以蔽之,中国梦的三大内涵就是源于中国(of China)、属于中国(by China)、为了中国(for China)。

  源于中国。中华民族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迈入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对世界的贡献远不如昔。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甚至得出除了“四大发明”,中国近代的世界贡献几乎空白悲观结论。

  “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的理念,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现代贡献。在全球治理中,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摈弃西方政治负面遗产,为世界展示更符合国情的模式选择,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所渴望。在“中国制造”之外,中国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鼓励中国提供更多“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丰富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中国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属于中国。中国梦首先是属于中国的。我们不做其他国家的梦,尤其不做美国梦。“赶英超美”只是阶段性中国梦。因为美国模式危害甚大,不可持续,绝非中国效仿对象。欧洲就担心中国会成为又一个美国,认为一个美国就够受的了。防止美国将霸权负面资产转嫁到中国头上,需要我们头脑清醒,坚持梦的自信、梦的自觉。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一些人认定赶超美国就是中国梦,就很可能滑入美国梦的怪圈。这样,明确提出中国梦,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做美国梦。属于中国的中国梦,不是孤立的,而是特色梦、亚洲梦、世界梦的三位一体:

  中国的特色梦:中国成为“中国的中国”,也就是传统的文明型国家,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延续世界社会主义梦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并不输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制度选择和治理模式,中国的持续成功客观上就在丰富世界的多样性。

  中国的亚洲梦: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不是去恢复“朝贡体系”——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的亚洲”,不可能恢复“亚洲的世界”了——而是让亚洲成为自己。因为,传统的亚洲秩序、价值由于西方的入侵而处于时空体系的错乱之中,传统垂直型体系被植入平行型西方体系理念,和谐不再,冲突不断,领土、领海主权之争就是这种错乱的表象。

  中国的世界梦: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而非“民族国家”。长期以来,西方垄断了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中国模式正在打破这种话语霸权。当然,这首先要求中国建成现代文明国家,并在此过程中展示中华传统价值、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为了中国。中国不做美国梦,但不排斥美国梦,也不排斥欧洲梦、印度梦。恰恰相反,中国的成功鼓励其他国家去实现各自的梦想,中国需要世界梦——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为了世界才能更好地为了中国。中国梦与世界梦是完全融合的。中国不应做脱离世界的狭隘民族梦,世界也不应做排斥中国的“西方中心论”梦。

  总之,中国梦是崛起后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答卷,要解答的是现时代的“张载命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就是去挖掘中华文明与中国价值的世界意义,探寻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为生民立命,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中国的人权、国权。为往圣继绝学,就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与共。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大同”。

 

  结语:中华文明复兴的三位一体

  简单用“崛起”来描述中国发展之态势,的确不准确,因为后者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文明转型的“三位一体”。没有文明转型,大国崛起不可续,民族复兴不可济。大国崛起的逻辑是融入、参与全球化,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民族复兴的逻辑是文化自觉、自信,回归道统,回归自然;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

  光阴荏苒,近代以来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逻辑,⑦今天已上升为文明转型的逻辑,即通过自身的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这就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文明转型“三位一体”式中国和平发展所传递的主要信息。

  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可粗略归纳为“三靠”。一靠体量,“中国的最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个国家太大了”;⑧二靠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赢得“全球化红利”的体制保障;三靠体魄,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意义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其他大国崛起,是对世界多样性的最伟大贡献。中国的发展目前进入强体魄的关键阶段,即进入文明转型阶段。

  文明转型的涵义有三:从生产方式讲,是指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信息)文明;从生活方式讲,是指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向不同文明间的互容互鉴、和谐发展升级;从思维方式讲,是指从地域性文明转化为全球性文明,即在十八大报告确立的“修身”(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齐家”(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治国”(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24字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确立“平天下”(全球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塑造“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接轨”——西方难言先进,且自顾不暇,一些国家还希望中国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与中国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通过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人类文明转型以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注释

  1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2 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

  3 China is a threat to democracy,BBC NEWS ,Nov. 23, 2008.

  4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5 [印]潘卡伊·米什拉:“当东方遇见西方”,《纽约时报》,2012年10月22日。

  6 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

  7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6页。

  8 [英]戴维·皮林:“中国太大了?”,《金融时报》,2010年10月13日。

  Chinese Dream: the Ideological Problem in the Post-rise Period

  Wang Yiwe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s transitioning from the period of rise to the post-rise period; essentially, it reflects a shift away from the previous China before the world to the current the world before China. In the past, the difficulty in Chinese diplomacy was to convince the world that what I am not and what I will not do. Now, it has become what I am and what I want to do. Suspicions about China's rise have led to the frequently appearing China Threat Theory. This reveals the ideological challenge on the rise of China.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the key is to realize the world dream through the Chinese dream amid interaction betwee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have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ead the transi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Rise of China, revival, China Threat Theory, ideology, Chinese dream

  【作者简介】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著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等。(王义桅)

编辑:王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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